姚洋:“中性政府”护航改革,这个大势不会变

我们之所以能够排除阻力,就在于我们的政府在关键时点总能恪守“中性”原则,为国民长远利益而考虑。

作者:本刊记者 谭保罗 来源:南风窗 日期:2018-11-20
  这个世界,并不缺乏有过经济起飞的经济体,但很多都昙花一现,难以写就中国这样的持续40年的经济奇迹。
  在那些失败的经济体,经济一旦起飞,大量利益集团随即形成—权贵、财阀,甚至还包括过度强大的工会。它们的膨胀不断对政府形成压力,最终绑架经济政策,让社会从“做大蛋糕”迅速转入“分蛋糕”阶段。于是,经济在短暂起飞后逐渐陷入停滞,“中等收入陷阱”的诅咒成为现实。
  在这个意义上讲,中国的改革开放为何总能突破利益集团阻力,不断闯关升级?未来中国要继续走出对后发国家的“诅咒”,要凭借的又是什么?
  为此,《南风窗》记者采访了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院长姚洋教授。在姚洋看来,中国的中央政府能够始终保持一个“中性性质”,这是改革不断推进,经济持续增长的重要原因。未来,这个大势依然不会改变。 
 
  反腐是对政府“中性”的回归
  南风窗:你曾有一个观点被实务界和学术界熟知,即改革开放的成功,很大程度在于中国有一个为国家、民族长期利益考虑的“中性政府”,因此可以超脱少数利益集团的利益来制定经济发展的政策。现在,内外形势有深刻变化。“中性政府”的方向会持续下去吗?
  姚洋:会的。中性政府的性质一直都没有改变,这几年的反腐也是这个逻辑。从执政党的角度来看,反腐是要保持党的纯洁性。而从国家治理的角度看,则是通过肃清腐败,来保持政府的中性。
  腐败是对中性性质最大伤害之一,如果是高层腐败,那么情况会更严重。高层腐败和中低层的腐败不同,它会编织一张网,形成强大的裙带关系,甚至造成党的分裂。另一方面,最近这十几年来,中国人创造了海量的财富,但相当一部分的财富只是掌握在少数人手里。而为了巩固财富地位,以及获得更多的超额收益,他们天然地需要寻找政治上的联盟。
  近年的高层腐败案如周永康案、令计划案,都有这种联盟的迹象。一些长袖善舞的商人,甚至可以给高级干部发布“命令”,这种离奇现象是一个信号,它展示出这种政经联盟在一部分权力、财富的顶层人群之中业已形成,必须铲除。
  这种联盟一旦形成,对普通中国人来说,将是阶层的日益固化和创业空间的抑制。对整个经济发展来说,则是结构性的改革无法推动,最终是整体经济活力和效率的丧失,以及国民福利的损失。反腐就是要打碎了这种反改革的政经联盟,是我们对“中性政府”的回归。
 
  两次改革闯关为何成功?
  南风窗:在《发展经济学》一书中,你提到过改革的两个关口,即价格双轨制改革和国企改革,都是政府保持了“中性”,改革才得以闯关成功。
  姚洋:对。什么是中性政府?就是其经济政策不受社会集团非生产性特征影响的政府,所谓的非生产性特征,是指社会集团的社会地位和政治权力。换句话说,即政府的经济政策制定不被利益集团绑架,而是基于国民的整体和长期利益而考量。
  20世纪80年代末,“官倒”为国民深恶痛疾。在价格双轨制下,有权力的人控制着商品的配额,靠近权力的群体便有条件获得配额,然后高价在民间倒卖,赚取差价,积累人生的第一桶金。此外,双轨制也导致了巨大的寻租空间,会腐蚀执政党。有配额的国企领导和控制配额的政府官员很容易把配额卖给个人,从中获益致富。
  当时,一些观点颇为悲观,他们认为价格双轨制既然有利于党和政府内部的强势人物,那么改革必然首先损害最强势的利益集团的利益,这无异于与虎谋皮。但后来证明,这种担忧错了。到1994年,中国最后的价格双轨制—双重汇率被取消,改革最终成功推进。
  第二是国企改革。20世纪90年代中期,我们搞国企改革,抓大放小,将大量的国企民营化。到2005年,1995年存在的国有工业企业中,76.7%的国企被民营化或者破产。这一改革,对执政党和政府来说是很大的挑战。因为,国企体系越是庞大,越是意味着大量的寻租和职务消费空间,这有利于体制内当权者的利益。但最终,中国坚定而低调地对国企进行了民营化。
  价格双轨制改革和国企改革,是40年以来非常关键的两次改革,没有这两次改革,中国的经济奇迹一定会大打折扣。我们之所以能够排除阻力,就在于我们的政府在关键时点总能恪守“中性”原则,为国民长远利益而考虑。
 
  政策用力过猛引发某些猜测
  南风窗:提到国企改革,现在社会有上有“国进民退”的担忧,特别是经济增速下行以来,民企在信贷等方面的劣势凸显。因此,有人认为中国鼓励民企发展的经济政策有变。你认为呢?
  姚洋:高层对这个问题已经表态,支持民企发展的大方向没有变。“国进民退”被一些人称为是“反向混改”,即国企把民企吃掉,但这不是中央的本意,这是经济增速下行,信贷收紧时的一种特殊现象、阶段性现象。
  民营企业感受到寒意,最直接的原因是信贷收紧,收紧来自三大原因,是去杠杆大背景之下的“三管齐下”。
  一是银根的收紧,这是宏观大背景。二是中央对地方政府融资行为的严管。地方政府在中国金融体系中是一个特殊存在。一方面,它们从国有银行融资,另一方面,它们融到资后也会向链条的末端释放流动性,而一些民企正好处于末端,它们的资金很大程度便是依靠地方融资平台对流动性的间接释放。
  第三,资管新政推出,对银行体系的约束前所未有,银行通过表外向民营企业融资的通路被限制,而影子银行又是民企融资的主要途径,因而这必然加剧民企融资难。
  因此,民企在前段时间猜测到一些“变动”,其实只是经济政策用力过猛使然,并不是经济的体制层面有所转向。
 
  宏观的货币政策不能代替改革
  南风窗:的确,2018年第三季度开始,去杠杆变成了稳杠杆。这种调整,看来是有必要的,对吗?
  姚洋:审视政策,必须回顾这几年中国经济的走势。2015年是中国经济的一个特殊时点,这一年发生了两个事情影响了某些政策的出台和经济的走向。一是股灾,它极大地影响了投资者的信心。二是汇改,“811汇改”选择的时机出现偏差,这个时候正是人民币贬值压力上升的时候。一旦放松管制,大量热钱外逃。短时间内,外汇储备一下子从4万亿美元降到了3万亿美元的水平。
  在这种情况下,政府下猛药,于2016年一季度出台了一系列刺激措施。仔细研究,你会发现2016年的刺激幅度,并不低于当年的“四万亿”计划。
  这出现了两个结果,一是带动了全球经济的复苏,大宗商品价格迅速上涨;第二就是国内一线、二线城市房价的暴涨,当年主要城市涨幅普遍超过40%。此外,银行表外融资也开始爆发。
  当房价出现暴涨势头,我们又开始限购。但光是限购,依然无法解决金融空转和资产泡沫的问题。到了2017年年底,监管部门终于发动了近年以来最强烈的去杠杆行动。
  南风窗:去杠杆为什么会这么猛?信贷一下子逆转收紧,所有人都好像不习惯。
  姚洋:这个问题,你必须基于经济体制的实情来思考。在过去,一些观点认为是“政令不出中南海”,但现在完全不同。在现有投融资体制下,一项政策往下传导,往往会层层放大,到了链条的末端,力度加大了好几倍。最终,流动性的急速收缩,完全超出市场的预期。
  这十几年以来,很多民企早已习惯信贷宽松的环境,从未经历过动真格的去杠杆,因此遇到了麻烦。我认为,民营企业家以后不妨多关心一下宏观经济,加强自己的经济研究力量。经济和政策都有周期,会变化的。
  南风窗:过度信贷是楼市暴涨的重要原因,泛滥的流动性让不少民企老板“弃厂炒楼”,很不利于民营经济发展。
  姚洋:货币的宽松在总体上是有利于民企的。有种观点其实不可取,既要用信贷的收紧和利率的提高,来倒逼民营企业放弃原来的粗放经营模式,进行技术的转型升级。但真实的情况是,信贷收紧之后,民企不但没有机会转型升级,反而有生存之忧,这是当下金融体制的某些现实所决定的。因此,我们绝对不能以宏观的货币政策来代替改革。
 
  适当刺激,依然不可或缺
  南风窗:对经济未来几年的走势,比较主流的观点是L型,你持什么观点?
  姚洋:改革任重道远,但对实体经济还是应该乐观一些。改革开放40年以来,在微观层面,中国已经成长起来很多优秀的企业家和优秀的企业,不要低估它们的抗风险和创新能力。它们是经济复苏最坚实的微观基础。
  从地域上讲,珠三角、长三角还有北京都是主要的优秀企业集中地,但在其他一些地方依然有大量的优秀企业存在,在并不算“明星区域”的地方存在着好企业,更让我们对实体经济有信心。
  最近,我去山东考察了两家企业,印象深刻。一家是济南二机床集团,它是一家国企,它做冲床,做汽车配套。近几年,他们连续打败德国和日本的同行,拿到了美国福特公司的大型冲压线订单,而且并不是靠低价来抢市场。
  另外一家是潍柴,这家企业也非常传奇。之前,他们先是仿制捷克的发动机,改革开放之后,则学习欧洲人的技术,最终实现自主研发。2017年,潍柴已经达到世界五百强的销售额,而且在细分市场非常厉害,在除巨型和小汽车发动机之外的市场上,他们的份额、技术水平都已位居国际同行的前列。
  其实,我们从宏观上来分析中国很多大型制造类企业的成长,你会发现一个很有意思的事情。制造业企业对经济周期非常敏感,一旦经济收缩,企业可能面临困难。在这个时候,政府必要的刺激政策不可或缺。经济的逆周期扩张,稳定了市场,让企业挺过难关。最终,企业持续成长,并实现了技术升级。
  
  未来实体经济的结构如何?
  南风窗:你曾提到,未来中国经济结构将是“美国+德国”式的,怎么理解?
  姚洋:美国人讲求个人主义,善于颠覆式创新,而且有大国市场,能够迅速把创新予以市场化和产业化。德国人相对保守,善于改进,是技术强国。中国人从性格上讲,既冒险,也保守。
  浙江的商人就非常有冒险精神,善于资本运作,而山东的企业可能就相对保守,他们从事传统的机械制造业,推崇步步为营,蚕食市场。抛开制度因素,中国人这种性格的多元化,让我们的经济结构也必然多元化。同时,中国的大国市场也具备支撑这种多元化和多样性的能力。
  制造业是一个实体经济的根基。如果把时间拉长,我们会发现中国制造业正在发生一个变化。改革开放之初,制造业最具活力的部分是轻工业,箱包衣帽。但现在,机械、装备等高端和重型制造正在崛起,它们开始成为制造业的主角,我们挑战的是德国、日本。
  这种产业结构的变化,必须注意两点。首先,在计划经济时代,我们工业的重心就是这些,但那个时候国门关闭,和国际一流的差距很大,所以改革开放之后,这些企业发展缓慢。但现在,这些产业又在重新勃兴,它们已经直接与全球一流技术接轨。这是一种产业结构的回归。
  其次,我们的经济体量太大,在任何领域,一旦“中国制造”崛起,将很快吃掉别人的市场。因此,从长期来看,对国际贸易的环境变动,我们必须要有充足的应对预案。
 
  姚洋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院长、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博士生导师,长江学者、北京大学博雅特聘教授、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经济学季刊》主编。著名发展经济学专家,在领域内有广泛的国际影响力。其所著的《发展经济学》一书多次再版,在中国青年学子和社会精英中一纸风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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