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鹤:两次全球危机的比较研究

  本文为 《两次全球大危机的比较研究》总报告摘编,两次危机分别是指始于1929年的大萧条和2008年的国际金融危机。
该书主编、总报告执笔人刘鹤,时任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国家发改委副主任,现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
作者:本刊记者 杨露 摘编 来源:南风窗 日期:2018-08-27
 
  危机的影响
  本项研究的基本逻辑是历史的周期律。周期性是历史变化和自然界的本质特征,也是资本主义制度的重要特点。研究的主要任务,是试图发现在两次繁荣萧条之中那些最引人注目的事件发生的先后顺序和相似程度,更准确地说,这项研究是试图理解两次危机发生前技术和经济背景的类似性,刻画在这样的背景下政府行为和大众心理的特征,描述两次危机的宏观发展轨迹,从而为应对危机的决策提供依据。
  非常明显,两次危机对人类社会造成灾难的程度不同。从危机爆发初期的情况看,1929年大萧条造成的经济总量损失和商业破坏要大大超过本次金融危机。但本次金融危机的后续发展演变日趋复杂,美国失业率连续两年多居高不下,持续维持在9%上下,房价仍在低位徘徊,复苏过程曲折反复;欧洲主权债务危机影响不断深化,经济社会政治产生共振,负向反馈,不确定性和风险持续提高。总的来看,这次危机尽管短期杀伤程度要轻,但调整可能需要更长时间,深度影响难以估计。
  大萧条后,资本主义国家吸收社会主义理论,社会保障制度在发达国家普遍建立,宏观经济管理制度从无到有且日趋完善,经济和社会发展建立了稳定器和刹车系统。另外,本次国际金融危机发生后,基于对上次大萧条的认识,主要发达国家政府都对经济进行了快速的直接干预,在较短时间内改变了经济自由落体的状态。因此,本次危机对经济和社会的短期损害还没有达到上次大萧条的程度。
  “基辛格定律”可能被再次验证。基辛格在他的名著《大外交》一书中开宗明义地指出,世界每隔百年会出现一个新的全球大国。这个判断可能被两次危机所证实。大萧条后世界经济重心由欧洲转向美洲,美国在世界经济中发挥主导作用,美元占据支配地位,联合国、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诞生,世界经济政治格局发生重大变化。这次危机发生后,全球发展的重心向亚太地区转移,二十国集团(G20)平台产生,世界实力对比正在急剧变动,国际经济秩序正在发生变化。
  从这个意义上看,危机不仅具有对生产力发展的破坏作用,也有积极的创新作用,更有强烈的再分配效应。总之,大危机所分配的不只是一个国家国内的财富,而且是国家之间实力的对比。危机的再分配效应是无法抗拒的,世界经济秩序将继续发生稳步但不可逆转的重大变革。
 
  负债问题
  两次危机爆发前都存在由宽松货币和金融环境支撑的不可持续的过度债务。20世纪20年代,美联储采取宽松货币政策,贴现率由1921年的7%下降到1927年的3.5%,信用消费与废弃付款迅速增长,到1926年约70%的小汽车采用分期付款方式销售。家庭债务迅速增长,成为推动美国总体债务率从1916年占GDP的170%上升到1933年300%这一历史高点的主要因素。
  2008年美国信用卡总债务接近1万亿美元。由房贷机构降低贷款标准发放的次级贷款总额达1.5万亿美元。联邦政府财政赤字在小布什政府时期不断扩大,美国总体债务水平危机前再次上升至历史至高位,2009年达到GDP的370%。
  并且,两次危机都处在金融监管大宽松的时期。1933年以前,美国金融业处于自由放任时代,没有金融立法,也无存款保险制度和现代央行制度。商业银行除经营存贷款业务外,还可经营证券经纪或自营业务。股票购买杠杆率高,只需付10%的保证金,其余资金可从银行获得,大量银行资金进入股市。金融市场中投机、欺诈及内幕交易盛行。
  1970年代后,美国开始新一轮金融自由化浪潮。1999年颁布《金融现代化服务法》,取消分业经营限制。证券业普遍进行高杠杆交易,2007年杠杆率达到30倍。商业银行将发放的贷款证券化,投资银行将证券化产品重组为担保债务凭证(CDO)出售,还发展了信贷违约掉期(CDS)以对冲风险。房地产相关金融产品过度膨胀,2008年在1.5万亿美元次贷的基础上发行了2万亿美元的抵押贷款支持债券(MBS),10万亿美元的担保债券凭证(CDO)和62万亿美元的信用违约掉期(CDS)。
  私人过度举债、金融部门杠杆率提高、企业过度投资、货币政策过于宽松在两次危机发生前都有表现,政府债务水平攀升在这次危机应对中表现明显,其实质都是在产业转型滞后、缺少新增长点的情况下,通过短期中用债务扩张和债务转移的办法来扩张消费和投资需求,以试图解决技术驱动力弱化、产业利润下降、生产出现过剩等长期问题,其实这样做只会使消费和投资超越实际支付能力和现实需要,制造出难以持续的虚假繁荣,并不能根本解决由技术长周期末端导致的产能过剩,最终会以危机方式被迫收缩。
  吸取两次危机的经验和教训,结合我国发展的实际,当今和今后时期在处理虚拟经济和实体经济的关系方面,我们要特别注意三点:首先,货币金融环境不能助长债务型经济过度发展;第二,加强宏观审慎监管和系统性金融风险防范;第三,坚持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本质要求。
 
  贫富分化
  收入分配差距过大是危机的前兆。大萧条期间所表现出的,是私人占有和社会化大生产之间的矛盾,表现形式是实体经济产能过剩和有效需求不足。这一次危机则与全球化、互联网和知识经济的发展、经济虚拟化程度提升、不同国家人口结构的变化有更多的关系。但最突出的表现是,生产资料名义所有权和实质支配权分离,权力集中到虚拟经济领域极少数知识精英手中。
  通过增强教育公平、完善财税体制、促进创新就业等措施,遏制在地区、行业、城乡、人群中收入分配差距的进一步扩大,均衡提高需求支付能力。要建立合理水平的社会安全网,既能够“托底”,又不养懒人,还要长远可支付,做到公平、效率和可持续性的统一。要促进社会公平正义,畅通民意表达渠道,倡导理性平和心态,防止观点和立场极端化倾向造成社会分裂,推动社会共识达成。
  要促进机会公平,防止权力同金钱结合造成的社会结构固化和政府服务人民的宗旨背离。要坚决防止有民粹主义倾向的政策,最低工资过快上涨、劳动者过度保护、工资水平提高过快,会使劳动力成本高出均衡,反而会增加失业和降低经济竞争力。
贸易博弈
  大萧条时美国的危机通过贸易、金本位渠道向其他工业国家扩散。一方面,受危机冲击在全球贸易萎缩的同时,各国提高关税、增加进口配额等“以邻为壑”的政策使全球贸易被进一步拖累,全球贸易总额从1929年的360亿美元缩小到1932年的120亿美元;另一方面,处于金本位制度下维持货币平价的需要,各国陷入竞争性的提高利率和对黄金的争夺中,美国通货紧缩通过金本位迅速向全球扩散,带来各国经济同步衰退。
  全球危机造成全球需求同步萎缩,国经济贸易关系“零和博弈”性质增强,合作应对危机难度加大。大萧条后通过贸易保护来抢夺市场,最终通过战争拉动需求,消耗过剩产能。这次危机发生初期时,各国联手合作应对,反对贸易保护主义,有效遏制了危机的深化和蔓延。但在形势有所好转后,继续合作应对危机的难度提升,贸易战、汇率战、投资限制等各种形式的保护主义抬头,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试图通过“再平衡”来转嫁调整责任、通过制造全球通货膨胀来削减债务负担。今后对商品、市场和资源的争夺越来越成为主导国际经济关系的首要因素。
  美国在大萧条和二战中,通过适时保持中立,避免卷入战争,完成全球霸主地位的最终确立。我们也要抓紧做好的自己事情,密切关注外部环境变化对我国的影响,不轻易对外承诺,在万余欧债危机救助、扩大对外投资和购买等问题上,要谋定而后动,选择最佳出手时机,最大程度实现我国的国家战略意图和利益。还要认清顺差国家时机上在“再平衡”过程中处于主动,不能在“再平衡”压力下,承担过多国际经济调整责任。
版权声明

本刊及官网(南风窗在线)刊登的所有作品(包括但不限于文字、图片、声音、录像、图表、标志、标识、广告、商标、商号、域名、程序、版面设计、专栏目录与名称、内容分类标准及多媒体形式的新闻、信息等)未经南风窗杂志社书面许可,不得转载、摘编或以其他形式使用,违者必究。

合作垂询电话(020)61036188-8038研究部陈小姐或(8088)南风窗办公室

--
文章得分:
评分: